养其小者为小人，养其大者为大人。

（《大戴礼记·主言》）知贤，知也。因此，智与圣代表了最高的两种徳之行。

孔子对此现象的解释是他们并不知贤，原因在于不明。前者是一种理想形态，是直接诚于中，形于外（《大学》），所对应的是圣人。若夫过行，是细人之所识也，臣不知也。这种知，换言之即明，因而荀子曾引《传》书说：知贤之为明，辅贤之谓能。子游明确将儒家的政治理想称之为天下为公，这是对孔子堕三都的政治实践中所体现的开公杜私精神的高度概括。

于是，若想通过以人治人的方法知人，就须如射箭那样适时做出调整，此之谓改而止。9梁涛：《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》，第261-286页。商代甲骨文君、尹二字通用不分，尹为百官之长，发号施令，所以在尹字的基础上增加口字就是君。

司马光曾作《才德论》，提出辨人之四等。圣人德才兼备，君子德胜于才，小人才胜于德，愚人德才皆无。君子位尊志恭，敬尊而不畏威，无论尊卑高下，贫富贵贱，都不卑不亢，一视同仁。景公嘻然而笑曰：‘其圣何如？子贡曰：‘不知也。

古今不变的标准是，凡德行高尚者方为尊，为君子。一次子贡郊游，见一老丈开为圃畦，凿隧入井，抱瓮出灌，便谓其曰：有机械于此，一日浸百畦，用力甚寡而见功多，夫子不欲乎？老丈闻之而对曰：吾闻之吾师，有机械者必有机事，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

吾非不知，羞而不为也。人因畏而生惧，自然只能谨慎小心，临深履薄，不得不恭敬，这种畏惧与内心尊崇而生出的恭敬当然有着完全不同的感受。《庄子·天地》有一段有关机心的论述，尽人皆知。前辈的叮嘱是为学多下笨功夫，坐冷板凳，切忌心系捷径，所以当下与现代文明的所谓先进机械保持距离是很有必要的。

孔子罗列之五罪，件件指向摧毁道德，促生机心，故斩除欲速，毫不手软。而小人借势耍威而不尊，畏威而不敬尊，便辟善柔，唯权是尊，唯位是畏。而天下为私者则必各亲其亲，各子其子，获力为己，此自环之谓也。西周师鼎铭文记载了穆天子之师匡正其君言行的事迹，获赞以盛德及谦逊纯正之心引导穆、恭两代君主好德，长保周室。

尊师的具体表现就是听从尽力，不听从便无所谓尊师，不尽力也无以言尊师。这不仅体现的是一种社会价值观，也是善良人们的共同向往。

挟才以为善者，善无不至矣。他指出：才者，德之资也。

由此可见，古来认为的君子，与财富之多少无关，与官位之高低无涉，其成就君子的唯一条件就是德行高尚，刚正不阿。及见翟璜，踞于堂而与之言。臣誉仲尼，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，其无益亦明矣。此小人之奸雄，故不可不诛。旧时读四书五经的人是被人高看一眼的，原因就在于这些人读的是圣贤书，而不是厚黑学。爱者易亲，严者易疏，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。

孔子于时世屡遭排诋，而子贡独尊之，足见其真君子之风骨。中国的传统文化重在世道人心，西周时代德刑并重，刑的作用在于辅人修德，所以制刑的目的同于制礼，皆在防闲。

后卑己固请见，与语，文侯立倦不敢息。所以通过学生引述师说的方式，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行。

《吕氏春秋·下贤》将段干木与翟璜二人做了对比，高下立判：魏文侯见段干木，立倦而不敢息。挟才以为恶者，恶亦无不至矣。

……才德全尽谓之圣人，才德兼亡谓之愚人，德胜才谓之君子，才胜德谓之小人。读圣贤书的目的是教人做君子，而不是做小人，教人心怀坦荡，而不是心怀龌龊。《礼记·表记》引孔子的话说：君子隐而显，不矜而庄，不厉而威，不言而信。私的本字作厶，画成一个圆圈，而公字则写作从厶从八之形，八不是数字，而是背别之别字。

传统文化重在对人格的塑造与完善，美成在久，恶成不及改，可不慎与（《庄子·人间世》）。君子之所以容仪令人畏服，神色令人敬惮，原因就在于其长于自我约束，无失礼失色之举，所以这里所说的畏惮仍然是他人对于君子由衷的敬服。

尊是内心所生的敬畏，而威的本义则是姑威，前者体现的是心悦诚服，后者则是不得不服。小人智足以遂其奸，勇足以决其暴，是虎而翼者也，其为害岂不多哉。

《说文解字》云：君，尊也。《大学》所谓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这里的有定就是立志，志立才能方向明确，终有所成。

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学。愚者虽欲为不善，智不能周，力不能胜，譬如乳狗搏人，人得而制之。司马氏认为：夫德者人之所严，而才者人之所爱。老丈不仅称师说义，更道明了机心的危害。

自古昔以来，国之乱臣，家之败子，才有余而德不足，以至于颠覆者多矣。德之流，速乎置邮而传命（战国竹书《尊德义》），所以君子之学对于净化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司马光著《资治通鉴》可谓尽力，其《进书表》称十五载朝夕著述，专事铅，今骸骨癯瘁，目视昏近，齿牙无几，神识衰耗，目前所为，旋踵遗忘，臣之精力，尽于此书。魏文侯欲见，造其门，干木踰墙避之。

旨在以学术为功名之阶梯，则必投机取巧。君者为尊，泛言则指有尊严并受人尊敬的人，这里有着强烈的价值判断。